最近股票杠杆是什么，考研数学老师汤家凤和胡锡进因为英语吵起来了。事情的起点其实是历史。辽宁调整中考政策，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学改为考查科目，不再计入中考总分。汤家凤对此很不满，随后把问题转向英语：既然学生需要减负，为什么先动历史，英语却仍然占据如此高的考试权重？
这个问题原本值得认真讨论。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，经过中考、高考、四六级，一部分人还要继续考研、雅思、托福。十几年下来，一个家庭投入的时间、金钱和情绪都相当可观。很多人毕业以后却很少使用英语，甚至无法顺利完成一次日常交流。英语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究竟是否匹配，当然可以问。
汤家凤随后说了一句传播力极强的话：“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。”问题从这里开始变味。胡锡进很快下场，批评这种说法偏激、狭隘，甚至用了“蠢货”这样的词。他强调英语仍是中国人与世界交流的重要工具，弱化学校里的英语教育，最后可能让有钱家庭继续学英语，普通家庭的孩子反而失去机会。汤家凤随即邀请胡锡进公开辩论。
于是，一场很适合互联网的戏搭好了。一边是民族自信、历史记忆、反对“崇洋”；另一边是改革开放、国际视野、教育公平。双方都有响亮的词，都有足够愤怒的观众。我教英语很多年，看到这里却有一种强烈的错位感。他们争论英语应该放在各大科目中的位置，却根本不关心现实世界中学生这十几年究竟学到了什么。
一、英语成为主科的历史背景
今天讨论英语的地位，如果把1970年代末那段历史删掉，很容易把很多事情看走眼。
英语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崛起，与文革结束后的教育重建几乎同步。1966年至1976年间，中国的高等教育、科研体系和国际学术交流受到严重冲击，外语教育同样经历了长期断裂。相关教育史研究通常把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英语教育描述为多次起落，其中1966年至1977年是一次尤其明显的衰退期。
1977年恢复高考，是一个重要转折。这一年570万考生走进考场，27.3万人进入大学。第二年，报考人数上升到615万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开始重新建立科研、大学和国际交流体系。1978年6月，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，而且特别强调自然科学：“要成千上万地派。”教育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，把恢复高考称为“改革的先声”，把扩大留学称为“开放的前奏”。
英语就在这个历史关口重新进入教育中心。1978年的《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》具有标志性意义。相关语言教育研究把它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连续、制度化英语教育的起点。大纲甚至直接把英语描述为国际经济贸易、文化、科学技术交流以及国际友谊的重要工具。
今天再读这些文字，很有历史意味。英语当年的崛起，与“崇洋”关系很小。它背后是一种相当务实、甚至带着紧迫感的现代化逻辑：我们落后，需要了解外面的科学技术；需要派学生出去；需要读论文；需要进口设备；需要做贸易；需要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。当时中国缺的恰恰是这种接口，外语因此获得一种此前很少有学科拥有的国家发展价值。
到了1980年代，大学公共英语课程重新建立；1986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出台；随后四六级考试逐渐制度化。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、外企进入、留学增加，英语又获得新的回报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，这种趋势继续加强。英语越来越深地嵌入升学、就业、科研和职业资格体系。
于是几十年下来，我们逐渐习惯一件事：英语很重要，所以英语必须考；英语必须考，所以大家必须学；大家必须学，所以需要一整套标准化考试；标准化考试又反过来决定英语应该怎样学。历史在这里悄悄拐了一个弯。改革开放早期提高英语地位，是为了把中国人送到世界面前。几十年以后，大量学生学英语最直接的目标，却成了把另一批中国人甩在身后。
二、一种交流工具，逐渐成为一把筛选人的尺子
这才是今天英语教育里最值得研究的变化。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（Randall Collins）研究现代教育时，很早就讨论过“文凭社会”（credential society）：教育除了传授能力，同时承担社会筛选功能。任何高风险考试都需要制造差异。如果一张试卷所有人都能轻松拿满分，它很快便失去招生价值。因此考试系统会不断寻找能够稳定区分120分、130分和140分学生的内容。
语言进入这样的制度，也会被重新塑形。现实交流追求大致理解。一个人在纽约问路，介词说错并不会导致交流失败；研究生看论文，三个单词不认识，只要论证看懂了仍然可以继续；跨国公司开会，一个中国工程师口音很重，只要技术问题表达清楚，会议照样向前走。考试需要更细。冠词、搭配、长难句、近义词、干扰项、作文模板、阅读速度，都可以成为分数差。
于是学生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，训练语言中最容易被测量的部分。教育研究把这种现象称为"考试反拨效应"（washback）。考什么，学校就倾向于教什么；什么能够稳定拉开分数，学生就会投入时间练什么。最后出现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现象：英语考试可以越来越成熟，英语使用能力却相当落后。
很多人学了十几年英语，真正连续阅读英文的时间少得惊人。每天做阅读理解，却没有读完过一本英文书；背过几千个单词，却没有在几十万词的连续文本里反复见到它们；分析过无数长难句，却很少沉浸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论证中；准备了一箩筐的语法习题，却几乎没有和陌生人用英语聊过半小时。
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早已积累了大量证据。保罗·内申（Paul Nation）强调意义输入、意义输出、语言专项训练和流利度训练之间的平衡；关于广泛阅读（extensive reading）的元分析也反复发现，大量可理解输入能够提高阅读理解、阅读速度和词汇水平。我自己长期教学最深的体会也在这里。词汇当然要学，语法也要学，发音更应该尽早建立。它们共同承担一个功能：尽快把学生送到英文世界的门口。
学生词汇量达到一定覆盖率以后，就应该开始大量阅读、大量听、大量使用英语。语言逐渐变成媒介，他可以用它读小说、学历史、听科学、看新闻、理解电影、研究经济学。我们的应试体系经常把这一天无限推迟。小学准备初中，初中准备中考，高中准备高考，大学准备四六级，研究生还要准备考研英语。一个人可以连续准备英语十五年，却几乎没有一天生活在真实英语世界里。
三、对于很多学生，英语最后甚至留下了负资产
这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成本。外语焦虑（foreign language anxiety）早已是第二语言研究的重要领域。霍维茨（Elaine Horwitz）等人的经典研究发现，交流焦虑、考试焦虑以及害怕受到负面评价，会严重影响外语学习。这和我教学十五年接触部分学生的经验高度重合。
很多成年人第一次见我，会说一句：“老师，我英语特别差。”再问下去，情况常常很有意思。高考英语一百多分，四六级也过了，认识几千甚至上万个单词。所谓“英语差”，常常意味着三个字：我不敢说。
一个人学了十几年英语，每次开口前首先检查自己的语法；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，脑子里已经响起批改试卷的声音。时态对吗？这个词搭配对吗？我的发音会不会被笑？有没有更标准的表达？语言原本应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。长时间高风险考试之后，它反倒给一些学生制造了一套精密的心理刹车。
因此，当有人说“中国人花那么多时间学英语，最后也没用”，我能够理解这种愤怒。可这里需要多问一句：到底是英语没用，还是我们花了大量时间，却没有让学生真正使用英语？如果一个社会修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收费站修得富丽堂皇，年年举行收费考试，大多数人却从未开车上路，问题很难归咎于公路本身。
四、“崇洋媚外”为什么如此好用
汤家凤的传播高点，恰好出现在这里。英语教育低效，是一个复杂的制度问题。要解释它，需要谈高考选拔、城乡师资、教材设计、评价体系、升学竞争、第二语言习得、教育财政、家庭资本、培训产业和大学招生。这些东西很难做成十五秒短视频。
“崇洋媚外”四个字就轻松多了。它不提供因果分析，却提供情绪出口。政治学研究民粹主义时，经常讨论一种结构：复杂社会被压缩成几个道德阵营，普通人面对一个被描述成脱离群众、背叛共同体或者占据不合理资源的群体。卡斯·穆德（Cas Mudde）把这种思维称为一种“薄中心意识形态”（thin-centered ideology）：它可以迅速附着在民族主义、左右翼政治以及各种社会不满之上。
它最有感染力的地方，正在于复杂性消失了。学习英语耗费时间？因为崇洋。历史教育变弱？因为忘本。年轻人就业困难？因为某一群人占了机会。房地产困难？找到一个道德对象。民粹语言给人一种罕见的认知舒适感：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容易解释。
复杂制度没有一张容易辨认的脸，“崇洋媚外的人”有一张脸谱化的脸。考试反拨效应很难恨，一个被贴上标签的群体很好恨。于是原本需要教育学研究的问题，迅速完成了一次道德化转换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从历史上看，把英语学习描述成“崇洋”，多少有些错位。1978年以后推动英语教育的力量，恰恰来自国家现代化战略。英语地位的上升与改革开放、扩大留学、科技追赶、国际贸易和大学恢复同步发生。四十多年后，一个曾经承担“学习世界”使命的学科，突然又可以被包装成“崇拜洋人”的证据。历史绕了一圈，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络标签。
五、胡锡进的尴尬，比汤家凤更有社会学意味
胡锡进这次反对把英语学习污名化，我赞同这一点。但他的位置也颇有戏剧性。过去很多年，胡锡进最著名的网络标签之一是“胡叼盘”。这个称呼当然带有明显嘲讽意味，指的是他经常在官方立场、公众情绪和现实矛盾之间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位置。
有人把他的评论套路概括得很刻薄：民意有道理，出问题的是局部，大局依然稳定，措施正在推进，最后各方都会赢。这种形象公平与否可以讨论，但它确实已经成为中文互联网的一种公共记忆。
过去几年事情却开始变得有趣。胡锡进陆续呼吁互联网舆论环境更宽松，批评上纲上线，谈宪法秩序下的自由，反对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表达。到2026年，一些过去比他更激进的“爱国大V”开始围攻他，甚至从他的文字里嗅出了“公知味”。联合早报今年8月专门写了一篇报道，标题就是：“‘骑墙’被围攻，胡锡进为何不惊慌”。
这多少带着一点时代黑色幽默。一个长期被自由派嘲笑太保守的人，走着走着，竟然被另一批人嫌不够坚定。过去被叫“叼盘”，现在开始被闻出“公知味”。人还是那个人，坐标轴移动了。
这恰好说明民粹动员的一个麻烦：它很难停在动员者希望的位置。你今天建立的标准是“谁更爱国”，明天一定有人比你更爱国；今天认为某个人不够坚定，明天又会出现更纯粹的标准；身份竞争一旦启动，最容易获胜的往往是表达最绝对的人。社会学家齐美尔（Georg Simmel）早就写过冲突如何强化群体边界。群体越依赖共同敌人维持内部团结，对成员纯洁性的要求也越容易提高。
胡锡进今天的尴尬就在这里。他依然努力维护主流制度，对改革开放和英语的重要性进行辩护，却开始发现，自己过去熟悉的民族主义语言环境已经生长出更激进的后代。汤家凤一句“崇洋媚外”，几乎不需要论证，就可以占领道德高地。胡锡进反而需要解释：为什么学英语也是爱国，为什么开放不会损害自信，为什么国际交流仍然重要。
体制维护者突然被迫证明开放的合法性。这个画面颇具讽刺意味。
六、胡锡进想守住英语，却没有触碰英语教育的病灶
问题也正在这里。胡锡进证明英语重要，并没有回答今天的英语教学是否合理。英语连接全球学术、商业、科技和文化，这一点很容易证明。中国科研人员每天都在读英文论文；国际贸易依赖跨语言交流；计算机技术的大量文档首先以英文出现；很多大学课程、学术会议、数据库和专业知识仍然高度依赖英语。
可另一个问题还在那里：为什么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十几年，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舒服地使用？胡锡进几乎没有给出教育层面的回答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制度维护方式：证明制度当初存在的理由，继而跳过制度运行几十年以后积累的问题。
1978年重视英语有充分理由。2026年继续让学生大量刷英语选择题，并不会因为1978年的理由自动获得正当性。改革开放建立英语教育，是为了获得知识。后来英语考试越来越承担筛选功能。这两个阶段需要分开看。
如果英语今天仍然极其重要，我们更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能力，被教成了大量人毕业以后最先放弃的科目。这也是胡锡进这次论战里最可惜的地方。汤家凤抛出一个民族主义标签，胡锡进接住这个标签，与他争论英语究竟爱不爱国。两个人都获得了流量，学生继续刷题。
七、历史课与英语课，其实陷入了相似的困境
这场争论最值得玩味的一点，是汤家凤最初在谈历史。他担心历史退出中考总分，年轻人会忘记过去。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。但历史教育的问题，同样很难靠增加考试分值解决。
我一直觉得，中国年轻人并不天然讨厌历史。他们可以为了罗马帝国看几个小时视频，为苏联解体争论一晚上；会研究三国，会看晚清财政，会讨论抗战、冷战、改革开放，也会追一部历史纪录片追到凌晨。很多人厌倦的是课堂上的历史。
历史这门学科最有魅力的地方，在于证据、因果和解释。同一场战争为什么爆发？为什么有人选择合作，有人选择反抗？同一个历史事件，官员、商人、农民、妇女、士兵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为什么不同？档案之间为什么矛盾？经济史、社会史、政治史看见的是否是同一个时代？历史由这些张力构成。
当一门历史课程越来越依赖标准叙事、固定意义和唯一结论，学生逐渐学会的便是记忆答案。它和应试英语奇妙地走到了一起。英语原本通向世界，最后变成选择题。历史原本通向过去，最后变成标准答案。英语的问题是语言脱离了交流，历史的问题是历史脱离了探究。
然后学生毕业时留下两句话：“我英语不行。”“我对历史没兴趣。”这个结果很值得教育者反省。汤家凤希望靠提高历史地位解决历史教育的问题，胡锡进希望靠维持英语地位保护英语教育。两个人仍然盯着课程表的位置，课程具体教的东西早已被掏空了！
八、英语和历史都经历了一次从“窗口”到“门槛”的变化
把两门课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看，会发现一条相似轨迹。1970年代末，英语是一扇窗口。中国重新连接国际学术、科技和商业体系，需要借助外语理解外部世界。历史教育同样承担着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经验的任务。文革结束之后，教育体系开始恢复，大学重新招生，知识重新获得价值。整个社会都在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过去、进入未来的语言。
后来，考试体系不断扩大。窗口逐渐变成门槛。英语成为中考、高考、四六级、考研和职业晋升的一道道关口。历史也越来越被纳入标准化知识体系。
门槛当然有必要。一个拥有上千万考生的教育体系需要选拔机制。高考至今仍然拥有其他选拔方式难以替代的程序公平。可门槛一旦越来越复杂，人们会渐渐忘记门后面有什么。
学英语应该为了读什么？学历史应该为了理解什么？这些问题在刷题时显得有些多余。于是几十年以后，我们迎来了另一种反弹。有人开始问：既然大家都用不上英语，干脆少学。也有人开始问：历史既然只是背答案，减少考试压力有什么关系。
看上去方向相反，心理来源却很接近。人们开始厌倦一门长期投入巨大、个人体验贫乏的学科。
九、英语教育需要从筛选更多人，转向帮助更多人
所以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很简单。英语当然可以改革。考试权重也可以讨论。AI出现以后，一部分低水平翻译需求会下降，未来不同职业对英语的要求也应该更加分层。
但衡量改革成败，我更愿意看另一个数据：十八岁的时候，有多少中国学生能够自己使用英语？能不能听懂正常交流？能不能自然说几分钟？能不能独立读一本水平合适的书？能不能使用英文互联网搜索资料？进入大学后，能不能逐渐阅读专业文献？碰到外国人时，第一反应是交流，还是害怕犯错？
这些指标比“英语到底算不算主科”更接近教育本身。公共教育可以先给所有学生搭一个底座：发音、基本语法、高频词汇、基础听力。随后尽早进入分级阅读、大量听力和真实表达。词汇量上去之后，大量阅读应该接管越来越多的学习时间。
学生最终开始用英语学习其他东西。到了那一天，英语课本身甚至可以逐渐退场。一个孩子可以用英语读科学，他同时学习科学；可以看英文历史纪录片，他同时学习历史；可以读《哈利·波特》，英语已经进入娱乐；可以听经济学播客，它开始参与职业发展。语言走到这里，才算够本了。
十、别再争哪门课更爱国了
四十多年前，中国重新重视英语，有非常具体的现实目的。学习世界，引进知识，培养人才，发展科技，扩大贸易，让一批年轻人出去，再把知识带回来。英语从那个时代走到今天，当然已经出现很多制度性问题。它被考试过度占领，被升学竞争不断精细化，被培训市场加工成焦虑商品。
这些问题都应该批评。可用“崇洋媚外”概括这一切，等于把四十多年复杂的教育史简化成一句情绪口号。这种说法流量很好，教育参考价值很低。
胡锡进对此反击有道理，却也依然停留在表层。他守住了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作为国际接口的价值，却没有回答今天这套英语教育为什么让那么多人疲惫、恐惧、最终放弃。汤家凤提供了敌人，胡锡进提供了辩护，课堂仍然需要方案。
历史课也一样。把历史从考试里撤掉，解决不了历史教育的贫乏；把历史重新塞回考试，照样解决不了。如果学生只能记住一种叙事，他不会因此获得历史感；如果英语学生只能做出一道正确选项，他也不会因此获得语言能力。
英语和历史今天面临的困境，甚至可以浓缩成同一句话：我们太擅长证明一门课为什么重要，却很少检查学生最后得到了什么。
四十年前，英语帮助中国打开一扇窗。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把窗砸掉。更需要做的，是别让几代学生一直站在窗前参加考试，却从来没有机会看看窗外。
作者：向杨Alan股票杠杆是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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